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

報到前有半個月假。三年沒探家，很想家，想母親。但我打算分配單位確定了，工作幾個月後再探家。我非常希望儘早知道我的工作單位將是何處，非常希望儘早對這個單位產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樣，我有些茫然。“大串聯”時期，我作為“紅衛兵代表”，曾往返兩次到過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學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選出的。我的中學母校在“文革”初期頗為“保守”，選“紅衛兵代表”的條件還不是以“造反性”為原則，其實跟選“三好學生”的條件差不多。到京後，據說大學、中學包括小學的“紅衛兵”，已近百萬之多。我們先是在天壇公園內的臨時蓆棚裡凍了一夜，爾後住到了地質博物館。各地的“紅衛兵”見我們胸前彆著“代表”的紅綢條，大加嘲諷。說“革命串聯”，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是每一個“紅衛兵”，每一個革命學生的權力。你們有何資格以“代表”身份剝奪他人權力？我們無不大慚，紛紛將引以為榮的“代表”標誌扯下扔掉了。

被檢閱後，我孤身前往四川的樂山，去探望父親。父親的通訊地址是代號信箱，問許多人全不知，到郵局問，答曉得這地方，但屬軍工單位，保密，不能告訴我。無奈按信箱地址給父親拍了一封電報。父親的回電只有三個字“速返哈”。後來聽父親說，當時他們那裡大亂，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遠“留”在那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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