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安排一個西裝革履的英國人和一個留著辮子穿著長袍馬褂的中國人迎頭相遇時，雙方都發現了一個難以置信的新世界。

當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沉溺在朝貢體系之中時，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世界是“西強東弱”已成定局的世界。曾經輝煌燦爛的中華帝國沿著慣常的道路緩緩前進，彷彿一件製作精美的碩大瓷器，渾圓、高貴、典雅、藝術成就高，實質上脆弱得一擊即碎。而歐洲國家迅速崛起，經濟和文化實力飛速發展。在經濟上，葡萄牙、英國等國的商業、貿易和金融都開始發展，並且勢頭強勁，但是中國還故步自封在老套子裡。

在西方異常關注的關稅方面，清朝實行的是每年固額徵收制。中央政府每年規定本年度關稅徵收總額，收少了要求補齊，多收了也不問。關稅固額在清朝已經保持了幾十年的穩定，讓整個海關係統端著大鍋飯吃得不亦樂乎。在軍事方面，歐洲國家的職業海軍配備著堅船利炮，馳騁在四大洋，而中國的軍人混雜在民間，集捕快、徵稅員、消防員和民警於一身，所謂的水師僅僅是划著小舢板的內河巡航隊。當對將火藥應用在採礦和軍事上習以為常的利瑪竇觀看了南京城的元宵節焰火表演後，惋惜地說：“在一個月中用去的硫黃，要比在歐洲連續作戰三年用的還要多。”在文化方面，西方民眾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權，努力創新發明，增加財富積累，而中國自上而下都缺乏自我意識，更沒有近代的“國家”、“領土”和“權利”等概念。一批又一批的西方傳教士滿懷熱忱進入中國，絕大多數在數年後失望透頂地逃離中國。因為他們發現中國人不僅思想停滯，而且高傲自大、閉塞拒絕思想交流。他們將西方來的人一概視為“朝貢者”，傳教士為“洋僧”，西方器物為“奇技淫巧”。利瑪竇之所以被允許居住在北京，則是因為他向皇帝獻上了兩個自鳴鐘，官府找不到會修理的人只好允許利瑪竇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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