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艱難困苦，尤其是危急關頭，特別能考驗一個人對國家、對體制的忠誠。在君主專制體制下，士大夫們食君之祿就要忠君之事，既然享受了體制的種種好處，就要為君主體制流血流汗。當王朝面臨生死存亡、自己又無能為力之時，之前嚷嚷著“鞠躬盡瘁”、“精忠報國”的“奴才”們，理應追隨舊王朝、老主子而去，斷不能生活在“不共戴天”的新王朝中。不管是上吊、跳崖，還是抹脖子、喝毒藥，唯此才能表達自己高調掛在嘴邊的“忠君愛國”之情，才能言行一致。在古代，這種自盡行為有種文雅的叫法：殉節。

站在王朝角度來看，既然你宣稱把老百姓從前一個朝代的“水深火熱”之中解救了出來，愛民如子、發展國家，因此深受愛戴，既然你宣傳本朝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那麼當你走向覆亡的時候，就一定會有官員、百姓為你挺身而出，慷慨就義或者從容赴死。不然的話，難道全天下人都是白眼狼，都忘恩負義？因此，王朝危亡之際“殉節”人數的多寡，關係到王朝的臉面，甚至是成敗。這也是檢驗王朝是否得人心的試金石。

中國歷史上，一朝亡一朝興，有太多次的朝代更替，按說會湧現出很多的“忠臣”。可惜的是，每一代王朝覆滅之時，最稀缺的恰恰是“忠臣”。明朝崇禎皇帝吊死在景山上後，據說只有太監王承恩陪著上吊。全北京有超過三萬名有正式編制的官員（超編的更多），為明朝殉節的還不到四十人——其中絕大多數還是被起義軍殺死的，嚴格來講算不上殉節。大多數官員爭相迎接李自成入城，將之前口誅筆伐的“流寇”尊稱為“洪武（朱元璋）再世”；沒過幾天，又是這批人，抬著皇帝儀仗去迎接入關的滿人，向昨日的“蠻夷”下跪磕頭了。明朝如此，其他朝代也好不到哪裡去。南宋末期，元軍兵臨杭州城下，七十二歲的太皇太后謝道清，抱著六歲的宋恭帝趙，看著一天比一天零落的上朝隊伍，淚流滿面，在朝堂上張貼出一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詔諭：“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現在皇上有難、朝廷岌岌可危，士大夫們降的降跑的跑，尚在臨安城的也在謀劃著半夜攜帶家眷、細軟跑路。你們平日讀聖賢書，自詡如何如何忠君、如何如何報國，卻在這時做這種事，活著還有什麼面目見人，死了又如何去見列祖列宗？”平日獻忠心時，大小官吏們一個比一個會表現，恨不得“死”給上司和皇帝看，可真要他們為政權去死的時候（其實僅僅是“可能”去死），溜得一個比一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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