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已經決定犧牲百姓，來滿足列強的要求了。他的內心經過了一番糾結和鬥爭：“吾輩身在局中，豈真願酷虐吾民以快敵人之慾？徒以邊釁一開則兵禍聯結，累歲窮年而未有已。”他沒有被狂熱情緒所左右，依然冷靜地做出務實的選擇。

1870年7月25日，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

在奏摺中，曾國藩雖然將板子打在了天津百姓身上，但同時提出了五個“質疑點”，詳細解釋了謠言愈傳愈盛、天津紳民“積疑生憤”的原因。他從中西方文化差異的角度為天津官民辯護。比如，曾國藩指出西式建築均設有地窖，這些地窖和中國人的地窖並無區別，但因為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訛傳訛，天津紳民最後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又比如，曾國藩提到天主教的施洗儀式。教民死後，神父“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昇天堂也”。習慣用哭喪來表達悲傷的中國人對此不可理喻，並且覺得洋人詭異、鬼祟。

應該說，《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大致是公允、客觀的。然而，慈禧太后看了奏摺後，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下令將奏摺公開發布。釋出之時，慈禧故意刪除了曾國藩為天津官民辯護的五點意見，導致整個奏章都將責任推給天津百姓。奏摺一公佈，原本對曾國藩寄予厚望的輿論迅速轉向，“賣國”、“投降”、“卑躬屈膝”等罵聲劈頭蓋臉地向曾國藩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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