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基督教最大的“原罪”就是它是跟在堅船利炮後面，侵入中國的城市和鄉村的。

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是侵略者的宗教，本身就是侵略的標誌。這樣的宗教，怎麼能讓中國人心平氣和地對待呢？

更何況，晚清中國剛剛經歷了從天朝上國、泱泱中華到割地賠款、任人宰割的巨大變化。原來引以為豪的國家和文化，被蕞爾小國和野蠻文化打敗。眼看著祖國滑向被人殖民的黑暗深淵，沒有人能承受如此劇烈的心理落差。中國人迫切需要發洩苦悶與憤慨，最先深入中國社會的基督教勢力首當其衝，“不幸”成為了目標。一座座教堂在中國出現，無數仁人志士扼腕嘆息，視為奇恥大辱。

早期來華西方人的優越感和粗暴跋扈無疑激化了中外矛盾。1861年，貴州法國天主教主教胡縛理在貴陽街頭乘坐紫呢大轎，帶人遊行“慶祝”《天津條約》簽訂，引起中國官民義憤，被群毆致死。之前，列強逼迫清政府賦予在華外國人“治外法權”。在華外國機構和洋人的特權過多過濫。一旦發生中外糾紛，外國人就依仗特權逃脫中國法律追究，反過來壓迫中國官府嚴厲懲處中方事主。更嚴重的是，一些外交官不問是非黑白，一味包庇不說，還習慣於將單純的宗教問題、民間糾紛上升為政治問題。他們動輒就威脅清朝官員要“派兵來華保護”、“自行緝兇”，強迫中方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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