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風暴永遠是龐大的政治體制中的一陣涼風，是繁雜的政治活動中的一個內容而已。再周密的反腐法律，也只是現行“遊戲規則”的組成部分之一。所以，我們不能脫離大的政治環境，把反腐敗孤立出來談。

乾隆朝越反越腐的疑問，要從政治制度中去尋找答案。儘管乾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來預防、懲治腐敗，他也推出了更多的制度，把官員們往腐敗的道路上推。這些制度包括臣工貢獻、皇帝出巡、議罪銀、賠補虧空、官員公捐等。

臣工貢獻就是達官顯貴們向皇帝進貢，是“送禮”的文雅說法。在地方上任職的督撫要員們不定時地送給皇帝一些地方特產，可以聯絡感情，但要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之上。可雍正朝將“臣工貢獻”定為一項制度，把它確定為地方督撫要員的一種政治義務。到乾隆時，乾隆皇帝更是把地方高官進獻貢品的多少、好壞、週期長短，和他們的“忠誠度”聯絡在了一起。他的邏輯是：既然你口口聲聲說效忠皇上、為皇上盡心辦事，就要在物質上有所表現。於是，乾隆把臣工貢獻制度嚴密化、系統化，增加了直接向皇帝進貢的大臣的範圍，並且默許一些中下級官員逾制、越級進貢；進貢的週期越來越短，之前一般是端陽、萬壽、元旦的時候大臣們進貢，乾隆朝又規定上元、中秋等節也要進貢，而且平常要有“非例之貢”。僅有制度可循的，乾隆時期的天下總督每年進“例貢”一百八十三項、巡撫進“例貢”二百七十七項，這還不包括制度之外的“非例之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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