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的研究興趣被中國古代官階制佔用了。初步的思考結果，曾結集為《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版）。在此書中，我嘗試運用“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概念，構建了一個分析框架，把傳統王朝使用的各種等級序列，如周代爵制、二十等爵、秦漢祿秩、魏晉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勳品、將軍號、文散官和文武散階制等，編織到一條連貫的變遷線索之中；在此基礎上，對傳統官階制度的三千年演變，提出了一個五階段的分期模式。

此後我一度想結束官階制研究，另覓課題，但張家山漢簡《秩律》又把我拉回來了。張家山漢簡的公佈出版，為戰國秦漢的官階研究提供了新鮮資料。《二年律令》中的《秩律》，加上其他相關律文，透露了秦漢間秩級變遷的許多前所未知的細節。我的《品位與職位》一書，還未及利用那些材料。後來閱讀《二年律令》時，很偶然地注意到了“宦皇帝者”的問題，它展示了一種特別的官員職類管理方式，具有明顯的早期社會色彩。以“宦皇帝者”為線索，還可以揭示漢代“比秩”的起源，從而發掘出漢代官階的一些微妙之處。進而《秩律》所提供的秩級結構成為一個新的參考點，把它跟先秦秩級、漢初秩級以及其後的秩級變動聯絡起來觀察，則戰國秦漢間祿秩序列不斷伸展擴張、並與爵級並立的程序，就將更清晰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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