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民黨軍的作戰準備和作戰方針

從1930年代初開始，國共間連續展開數次“圍剿”與反“圍剿”戰爭，蔣介石和國民黨軍屢戰不利，這其中，有著國內外多重方面的原因，但失利的陰影使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對中共不得不予正視。失敗的痛苦使蔣痛切意識到：“我們紀律和工作超過土匪，超過共產黨，然後才有剿清他們的希望……人家死中求生，拼命犧牲努力！我們苟且偷安，得過且過，似乎是要從生中避死，實在是死中不知求生！”[1]在他耳提面命下，國民黨內部的自我反省和對中共的研究明顯加強，有關的研究、反思文獻不斷出籠。他們強調：“事實告訴我們，認定現在江西的土匪，與歷史上的土匪是一樣的容易消滅，這未免忽略了他的國際性和進步的伎倆。要是以為他怎樣了不得，卻又未免自減銳氣。”[2]其對中共的性質、力量和發展有了相對較為平心靜氣的估計。當時中共方面在接觸到國民黨這些研究成果後，敏銳感覺到“敵軍屢受挫敗之後，於戰略戰術上得了不少的進步”，斷言國民黨軍此後的“‘剿共’計劃，更見進步，更見周密，是可以預料的”[3]。

國民黨軍的這種反思、檢討在1933年開始的廬山訓練中有著鮮明的體現。第四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下決心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全面整編，計劃先精簡編制，然後“輪流抽調三分之一的官長到後方，加以特別訓練。大概每個官長訓練半月至一月就行，在六七八這三個月之內，全部官長訓練好了，等到九月，我們就可以將這種新編練的十六、七個師，照正式計劃，來向匪區進剿”。[4]1933年7月1日，南昌行營發出電令，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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