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革命開展後，中共猶如橫空出世，在結構鬆散的中國農村，建立起一個緊密的、具有有效組織及動員能力的社會體系，令其對手方不能不為之折服。抗戰開始後，謝覺哉以中共駐蘭州辦事處負責人身份在蘭州活動，與國民黨人接觸時，聽到國民黨人的感嘆：“到警署晤馬志超局長。馬參加過剿共，很驚異蘇區群眾組織，他們派的偵探，不能進入蘇區五里路。”[236]

國民黨人說到的中共的民眾組織，的確是中共組織和動員能力的最好見證。當時有關調查提供了蘇區組織的一般狀況，工作偏於中上的興國高興區調查資料是：“高興區是興國縣第二等先進區域，雖然比上社群、城市區較差些，然而一般的還算好。這一區有兩萬零七百多人口，平均男有一萬多人，女則不到一萬人，黨員1026名，團員989名，赤衛軍全區有十四連（每連120人），共一千七百多名。工人、僱農不少。少先隊有1300人，內有婦女九百多人。兒童團員有2748人。”[237]資料顯示，黨員和團員分別佔到總人口的近5%，參加赤衛軍、少先隊、兒童團的民眾佔到1/4強，這是一個以黨員為基幹，各種民眾組織為補充，層層相連、遞相推進的組織體系。

反映著中共廣泛動員民眾的目標，中央蘇區民眾組織眾多，包括工會、貧農團、婦女會、反帝大同盟等，其中，群眾性的武裝組織最受重視，這是由蘇區處身戰爭環境所決定的。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名義提出組建農民武裝問題，要求在新開闢蘇區“數天之內分完田地，組織蘇維埃，建立起‘赤衛隊網’（所有十六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男女壯丁一概編入，由鄉到特區各級指揮機關，隸屬於各級蘇維埃的軍事部）……赤衛隊不但可以代替農會的作用（團結群眾），並且加了一層‘武裝起來’的意義”。[238]1932年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向中央蘇區各縣釋出訓令，指示蘇區“各縣或幾縣成立一個紅軍補充團”，同時“立即普遍的發展和成立城鄉赤衛軍”，[239]以此作為廣大群眾的武裝組織和紅軍的補充隊、後備軍。1932年9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又要求各縣“赤衛軍每區成立模範營，每縣成立一個模範師，以統一指揮。不僅是隨時集中配合紅軍行動，鞏固和發展蘇區，並作赤衛軍下級的幹部訓練地方，和準備到補充隊和直接到紅軍的積極分子組織”。[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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