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北朝到隋唐，是由戰亂而入於昇平的。隋文帝本是個恭儉之主。在位時，國富之盛，甲於古今。雖然中經煬帝的擾亂，然而不久，天下即復見清平。唐太宗尤為三代以下令主。貞觀、永徽之治，連續至三十年。亦和漢代的文、景，相差不遠。注462以理度之，天下該復見昇平的氣象了。果然，《唐書·食貨志》說太宗之治，“行千里者不齎糧，斷死刑歲僅三十九人”。這話雖或言之過甚，然而當時，海內有富庶安樂的氣象，大約不是虛誣的。然而這亦不過總計一國的財富，有所增加；無衣無食的人，或者減少些，至於貧富的不均，有資本的人，對於窮人的剝削，則還是依然如故。所以一方號為富庶；一方面，自晉以來，一貫的平均地權的政策，不但不能因承平日久，而推行盡利，反因其有名無實，而並其法亦不能維持了。

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三者是相一貫的，而唐制尤為完備。其制：丁男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老及篤、廢疾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的加二十畝。——都以二十畝為世業，餘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的為寬鄉，不足的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鄉有餘田，是要以給比鄉的。州縣亦然。庶人徙鄉和貧無以葬的，得賣世業田。其自狹鄉徙寬鄉的，得並賣口分田。這大約是獎勵其遷徙，即以賣田所得，作為遷徙的補助費的意思。其取之之法：則歲輸粟二石為租。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的每日折輸絹三尺，為庸。隨鄉所出，輸絲、綿、麻或其織品為調。此等制度，果能盡力推行，亦足使農人都有田可種，而且無甚貧甚富之差。然而政治上有名無實的措施，敵不過社會上自古相沿的習慣。所以民間的兼併如故。而史稱開元之世，其兼併，且過於漢代成、哀之時。授田之法，既已有名無實，卻因此又生一弊。漢代的田租，所稅的是田、口賦，所稅的是人，二者本釐然各別。自戶調法行，各戶既有相等之田，自然該出相等之稅，兩者遂合為戶賦。授田之法既廢，田之有無多寡，仍不相等，而仍按其丁中，責以輸相同之賦，就不免有田者無稅，無田者有稅；田多者稅少，田少者稅多了。於是人民不逃之宦、學、釋、老，即自託於客戶。版籍混淆，而國家的收入，亦因之而大減。唐玄宗時，宇文融曾請括籍外羨田，以給逃戶，行之未有成效。七八〇年，德宗的宰相楊炎，才定兩稅之法。不再分別主客戶，但就其現居之地為簿，按其產業的多少以定稅。於是負擔的重輕和貧富相合；而逃稅的人，亦多變而要輸稅。財政上的收入，自然可以增加。然而制民之產之意，則蕩焉以盡了。從晉武平吳創戶調式至此，為時恰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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