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隨事實而變遷的。思想是事實的產物，而亦是事實之母。在某種環境之下，一定要生出某種思想。既有這種思想，一時雖未必實現，而積之久，總是要現於實的。此等情形，看魏、晉、南北朝的制度，很可明白。

秦、漢時代的宰相，並非天子私人。所以其位甚尊，其權亦重。君權日見發達，則相權必漸見侵削。所以自東漢以後，實權漸移於尚書。曹魏以後，中書又較尚書為親近。宋文帝以後，門下亦成為親近之職。兩漢時代的宰相，則不過人臣篡弒時所歷的階級而已。平時不復設立。這是內官的變遷。其外官，則自後漢末年以後，州郡握兵之習，迄未能除。東晉以後，疆域日蹙，而喜歡僑置州郡。於是州的疆域，日漸縮小，浸至與郡無異。而掌握兵權的人，所指揮的區域，不容不大，於是有以一人而都督數州或十數州軍事的。其實際，仍與以前的州牧無異，或且過之。自東晉至南朝之末，中央的權力總不能十分完整，就由於此。

選舉制度，亦起了一個極大的變遷。我國古來，本行鄉舉裡選之制。士之德行、才能，都以鄉評為準。風氣誠樸之世，自然議論能一秉至公。兩漢時，實已不能如此了。然而人之觀念上，總還以為士之賢否，須取決於鄉評。後漢末，“士流播遷，詳覆無所”。於是曹魏的吏部尚書陳群，就於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令其品評本地的人物，分為九等，而尚書據以選用。品評人物，本是件難事。德已不免於偽為，才則更非臨事不能見。而況中正亦未必定有衡鑑之才。甚至有（一）趨勢，（二）畏禍，（三）私報恩仇等事。其結果，遂至“惟能論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於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以上所論的，是舉士之事。至於銓選，則漢世本來權在相府。後來因其弊頗多，而實權漸移於尚書。魏、晉以後，大抵吏曹尚書操選用之權。這時候，仍以全權委之。有衡鑑之才的人，很可以量才委任。然而天下總是徇私和倖進的人多，秉公和廉退的人少。所以到後來，不得不漸趨重於資格。資格用人，起於後魏的崔亮。亮創停年格，選用的先後，專以停解月日為斷。這本因為當時軍人競選，所以如此的。北齊文襄帝操選權時，已經把它廢掉。然而自唐以後，又漸趨重於這一途，就是為此。注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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