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4年8月起，歐洲人的生活便受到戰爭的包圍、充塞和縈繞。在本書寫作之際，歐洲大陸絕大多數70歲以上的人，在其一生中都至少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除了瑞典人、瑞士人、南部愛爾蘭人和葡萄牙人以外，所有50歲以上的歐洲人，都曾至少經歷過一次世界大戰。即使是那些在1945年後出生的人，即在歐洲境內戰火不再交織以後出生的人，也幾乎未見過哪一年是全球太平無事的。而且，他們永遠都生活在第三次世界核戰爭的陰影裡。幾乎所有政府都告訴其人民，核戰爭之所以能制止，只是因為國際軍備競賽已經造成戰爭一起大家便同歸於盡的態勢。即使已經在很長一段時期裡避開了全球性的災禍，幾乎就像歐洲列強在1871—1914年間躲過了大規模戰爭一樣，但我們怎麼能把這個時期稱為和平時期呢？因為，如偉大的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云：

戰爭不只包括會戰或作戰行動，它還包括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雙方都明白表現出以會戰作為鬥爭手段的意念。[4]

誰能否認這正是1945年後的世界大勢呢？

1914年前的情形與此之同。在那個時候，和平是歐洲生活的正常和預期狀態。自1815年以後，還不曾發生過將全歐列強一道捲入的戰爭。自1871年以後，更不曾有任何一個歐洲強權命令其軍隊向另一個歐洲強權開火。列強在弱國中尋找它們欺侮的物件，也在非歐洲世界物色它們下手的物件。不過它們有時錯估了對手的抵抗力：布林人給英國人帶來的麻煩遠超出預期，而日本人則在1904—1905年輕輕鬆鬆地打敗俄國，並使自己成為強權。在離歐洲最近的領土最大的潛在受害者——長期以來已陷於分崩離析的奧斯曼帝國——境內，戰爭的可能性的確永遠存在，因為其附屬諸民族皆想要爭取獨立和擴大地盤，於是彼此爭戰不休，並將列強捲入它們的衝突之中。巴爾幹一向以歐洲火藥庫著稱，事實上，1914年的全球性爆炸也是由此開始。但是“東方問題”是國際外交日程上非常熟悉的一項，雖然它百年來連續不斷地製造了許多國際危機乃至一場相當嚴重的國際戰爭（克里米亞戰爭），但它卻從來不曾完全失控。不像1945年後的中東，對大多數未在那兒住過的歐洲人來說，巴爾幹半島是屬於冒險故事的領域，是德國兒童作家卡爾·梅這類作者的作品場景或輕歌劇的舞臺。19世紀一般人對巴爾幹戰爭的印象，是蕭伯納《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 ）中所描寫的樣子。這本書和其他類似的作品一樣，後來由維也納的一位作曲家於1908年改編為以音樂為主的電影——《巧克力士兵》（The Chocolate Soldi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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