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提倡“自改革”是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約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魏源編《海國圖志》，認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當其時，無人採用其思想，書傳入日本後倒發揮了作用，一日本學者為此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無望，每自嗟嘆，說：“除非夢卜復求，此生殆無幸矣。”

袁世凱做官極重下情，他說：“做一個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只有這樣，才能舉措適當。如果受著下邊的矇蔽，那就成了一個瞎子，哪有不做錯事的？”其所作所為因此得海內外讚賞，交口稱其為“應變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終沒逃脫受矇蔽的宿命。

昔日東京筆戰，梁啟超被圍剿甚烈，其中以汪精衛攻擊最力。梁任公自稱多淚多辨之人。不料若干年後，汪精衛亦被圍剿。汪此時深有體味，亦自言為“多淚多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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