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二·九”運動是我一生的轉折點，如果還在孔德，我也許不會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女一中那時是“一二·九”運動的核心，我們的校長叫孫蓀荃注170，是個進步人士，因為她的被捕，女一中才變得非常出名，否則我也不一定會參加遊行。

“一二·九”時我是交通員，一天到晚跑來跑去根本不上課。老師從小講五四運動，講自由平等博愛，我對這些東西印象很深。而且我那個老師的妹妹不是共產黨麼，我說共產黨那麼好，我也找共產黨去，所以我那樣做很自然。後來我要離開家，我媽不讓我走，說你走了以後，你爸爸回來要人，我就沒辦法了。那我也要走。那時候叫抗戰，我要抗戰去。我媽非讓我到我父親那兒再走，我只好帶著我大弟弟到我父親那兒。我們倆人和另外好幾個人一隻船走的，就這樣到了南京。

我到南京，我父親就來找我了。他們國民黨正要往九江撤退，巧就巧在他馬上就要上船開走。他就帶著我和我弟弟，跟他們一道坐船到九江。那是夏天，8月份，九江正好發大水。我就跟他們商量，我不敢說別的，就說我要到南昌讀書去，那時候不曉得國家會一下子淪亡。他不讓我走，他說你還小，你一個女孩不能出去，那時候是1937年麼，我16歲還不到。他說社會黑暗，車船店腳衙，無罪也該殺，你懂什麼意思麼？就是推車子的、在船上幹事的、開店的、衙門裡的，都沒有好人。他對舊社會認識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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