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戰爭能力

再沒有什麼事情像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那樣，使得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變得如此清楚。一支小小的英國艦隊在中國長驅直入，威脅要切斷向北京運送糧食的大運河，並迫使清政府做出了喪權辱國的讓步。根據隨軍的羅伯特·喬斯林（Robert Jocelyn）勳爵的記錄：“軍艦向定海小城舷炮齊發，房倒屋塌、木頭相撞、人們呻吟哀號的聲音在岸上回蕩。我方的炮擊持續了9分鐘……我們在一處廢棄的河灘上上了岸，除了幾具屍體，一些弓和箭、折斷的矛和槍，這片地區什麼都沒有了。”

中國人很好地接受了教訓。“所有共產黨人都必須明白這個道理。”毛澤東在一個世紀後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事實一向如此，戰爭能力始終是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

對社會發展指數來說，幸運的是，許多因素——歷史學家對記述戰爭的痴迷，強制性軍事檔案的儲存，藝術贊助者們喜好被描繪成武士，普遍存在的以武器和盔甲陪葬的風俗，堡壘考古的清晰度——結合在一起，意味著我們能夠相對較好地瞭解很多歷史背景下的戰爭的不同側面。我們在對戰爭能力進行量化分析時面臨的問題，更多的是來自概念方面的挑戰，而不是資料缺乏。

人們嘗試著度量戰爭能力，這就像戰爭本身一樣古老。幾乎所有開戰的決策都包含某種對社會之間相對軍事實力的評估（即使侵略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防禦者往往低估了本方的實力）。20世紀時，有一系列軍事方面的行家裡手和門外漢都曾試圖設計出一些演演算法，供將軍們預測戰爭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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