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土社會里，一說起“訟師”，大家會聯想到“挑撥是非”之類的惡行。做刀筆吏的在這種社會里是沒有地位的。可是在都市裡“律師”之上還要加個“大”字，報紙的封面可能全幅是律師的題名錄。而且好好的公司和個人，都會去請律師做常年顧問。在傳統眼光中，都市真是個是非場，規矩人是住不得的了。

訟師改稱“律師”，更加“大”字在上；打官司改稱“起訴”；包攬是非改稱“法律顧問”——這套名詞的改變正代表了社會性質的改變，也就是禮治社會變為法治社會。

在都市社會中一個人不明白法律，要去請教別人，並不是件可恥之事。事實上，普通人在都市裡居住，求生活，很難知道有關生活、職業的種種法律。法律成了專門知識。不知道法律的人卻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在有秩序的都市社會中，在法律之外生活就會搗亂社會的共同安全，於是這種人不能不有個顧問了。律師地位的重要從此獲得。

但是在鄉土社會的禮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禮”，就成了撒野，沒有規矩，簡直是個道德問題，不是個好人。一個負責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維持禮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獄。如果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為有人破壞了傳統的規矩。在舊小說上，我們常見的聽訟，亦稱折獄的程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後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個“獐頭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責，逼出供狀，結果好惡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這種程式在現代眼光中，會感覺到沒有道理；但是在鄉土社會中，這卻是公認正當的。否則為什麼這類記載，《包公案》、《施公案》等等能成了傳統的最暢銷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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