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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在北京時，與我談過一個創作上的問題，他認為，很多作家，尤其是社會主義作家，喜歡把他們創作的主題依附在某些母題上，比如命運啊痛苦啊之類，這些問題很容易被任何人提出，但卻無法被任何人解決，因此，作家做的工作只是在不斷地重複地闡述這些母題，也就是說，沒有人會講“為什麼要有命運存在，為什麼要有痛苦存在，它們的存在有何意義，它們的存在是可知的，還是不可知的”這一類事，作家只是對於題目做出闡述，只是告訴你——“世上有命運有痛苦這回事，以我的經驗看，它是這麼表現的——”

這是可笑的，小說就是這麼一種可笑東西，它是一種胡言亂語，只有在作者與讀者都自信自己知道些什麼的時候它才得以存在。

但作家們的工作有一些令我十分不滿，原因之一，那就是瑣碎異常——說一千道一萬，只是為了一句話，比如，人的命運是荒誕的，痛苦的之類。本來一件簡單的事情，作家們做起來卻很麻煩，有時候我甚至覺得這樣對讀者不公平，有點像欺負人的過程，你遇到一個小孩，想告訴他被人打很疼，很不好受，你告訴他、或者打他一下就夠了，但不行，你要先打出一記耳光，然後再踢上一腳，然後腦後一拳把小孩放倒，騎上去，再揪住他的頭髮，把他的腦袋往石頭上撞，然後你起身，找到一支棍子，猛擊向小孩的腹部，然後你再度離去，回來時手上出現一把砍刀——最後，你對小孩說，現在你知道了，被人打很疼，很不好受，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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