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百姓看來，大部分官員的日子，的確過得很滋潤。殊不知這些表面上的滋潤，並不值得羨慕，一日在官場，時時受煎熬，滋潤的背後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說不準哪天就得被紀委請去“喝咖啡”。

原以為遠離了官場會遠離恐懼，沒想到現在卻變得更加恐懼。

2010年8月17日，《廣州日報》記者曾向榮首次向公眾披露了本書的部分細節，繼“炮轟”張藝謀和高房價之後，我再次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人們普遍關注的是官場潛規則！數以千萬計的網友對官場陋習的討伐，讓我一夜之間成為了官場中的“叛徒”，像非典患者一樣我很快被孤立起來，身邊的官員見了我一律避而遠之，生怕不小心說漏了嘴被我“曝光”。

有媒體更懷疑我此舉“只不過是因為無法再把權力資源控制在手上，才希望透過販賣官場潛規則，來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也許還希望透過寫‘官場小說’這種文化行為，來安撫一下失去權力資源後的心理不平衡”。

最揪心的當數我的親人們，他們整天為我提心吊膽，生怕我因為這部書招致相關人員的報復。說實話，我也很害怕，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過，老是產生幻覺被莫須有地雙規。驚醒之後我就想，不就是講了幾句真話嗎？怕什麼呢？

這種“怕”皆源自於公眾、媒體及官場對我的誤解。我並不是一個樂於揭人隱私、品質敗壞的人，更無意“靠販賣官場潛規則”來售書獲利。早在2006年的時候，我就向《女報》副總編輯樊舟先生透露過我的想法。我說我想寫兩本書，一本是《官路》。小社會，大官場，即使我所任職的城市無法與北京上海相比，卻也“五臟俱全”，官場裡有的它一樣不缺。所以，我就想採用原生態的方式，小說的筆法，將我的官場經歷詳盡地表達出來，目的在於，為大眾瞭解真實的官場提供一種可能。另外一本是《我的治國方略》。我認為，小公民應有大責任。大責任促使我產生了“站在總理的高度提出我的治國理念，為總理治國出謀劃策”的“狂念”。樊舟非常驚訝，道：“恕我直言，你的這兩個想法都很大膽，也很冒險，前者扒掉了官場的褲子，後者‘暴露’了政治野心，太張揚了，只怕到時你會被視為官場中的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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