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剛總也想不明白，趙安邦咋對他有這麼深的成見？除了一九九一年秋隨省委工作組到寧川搞了場現在看來是錯誤的整頓，他真沒做過啥對不起趙安邦的事。在四個多月的整頓中，他除了整理材料，只奉命在幾個範圍不同的場合作了幾場學術報告。報告也不是他要作的，是於華北和工作組領導安排的。他是經濟系研究生，一直研究蘇聯坎託洛維奇的數理經濟學，於華北就鼓動他給那些大幹資本主義的寧川幹部洗腦，糾正某些同志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錯誤認識。他頭腦一熱，有點不知輕重，便大肆報告起來，大談馬鋼憲法和鞍鋼憲法的區別，為計劃經濟學正名。其中有一次趙安邦也去聽了聽，據說沒聽完就掛著臉走了。

馬鋼憲法實際上不是什麼憲法，而是蘇聯馬格尼托爾斯克鋼鐵公司總結出的一套管理體制，其核心內容是專家治廠、科學化管理、強調經濟核算與計劃的平衡。鞍鋼憲法當然也不是憲法，而是鞍山鋼鐵公司以政治運動和大轟大嗡搞生產的一種中國模式。雖然二者同屬計劃經濟範疇，但前者體現的是理性而科學的計劃原則，各種經濟指標都是以最最佳化模式計算出來的。據方正剛讀研時掌握的資料，最早使用電子計算機處理生產涵數的並不是西方國家，而是蘇聯。一九七七年蘇聯在聯盟一級就有三千多個經濟指標來自電子計算機的最最佳化計算。以坎託洛維奇為代表的一批數理經濟學家應運而生，不但構成了蘇聯經濟學的主流派別，還獲得了世界性聲譽，瑞典皇家學院就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坎託洛維奇博士。而中國的鞍鋼憲法體現的則是長官意志和命令原則，主觀隨意性很大，毛澤東突發奇想，要趕英超美，鋼鐵元帥就升了帳，結果只能導致災難。因此，方正剛斬釘截鐵地斷言，中國式命令經濟的失敗決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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