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都說越接近勝利越艱苦，沒說越接近勝利越苦悶；都說越接近黎明越黑暗，沒說越接近黎明越疲倦。“意見領袖”總是這樣，意見只說出一半。

抗戰打到第八年，很多人累了，也急了。大後方的八年比後來在臺灣的三十多年難捱，臺灣後來有酒家歌廳，電影電視，後來有吃喝玩樂，旅行出國。抗戰時期的後方只有煎熬，沒處轉移，沒法麻醉。有些男人說，誰知道抗戰哪一天勝利？到那一天，也許我早已戰死了，炸死了，得猩紅熱得戰爭傷寒病死了，索性再結個婚吧，——雖然在老家有髮妻。女的想，誰知道抗戰到哪一天才勝利呢，也許在勝利之前，我已經被日本兵強姦了，管他呢，嫁給他！這就是出現了千萬“抗戰夫人”的心理背景。

我們那些同學，早慧的，早熟的，也都有了“性的覺醒”。我們可愛的小老弟陳培業告訴我一個生動的故事。他有了愛慕的物件，他倆參加演講比賽，她得第一，他得第二，大家笑他們“天生一對”。他倆參加合唱團，他是男高音，她是女高音，大家笑他們“夫唱婦隨”。這戲謔的言詞好像在背後猛踢一腳，使他身不由己墜入愛河。在歌詠隊裡，發聲之前，他有時全身發抖。從那時起，他常常夢見塔裡的歌聲。

那時，壁報上出現這樣的詩：

在菡萏待放的季節

我離開了第二故鄉

胸懷凌雲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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