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猶太人區的鬥爭說到底是與我母親過度擁有的焦慮不安、誇大其詞和驚慌恐懼的鬥爭，她還會把這一切過分地傳給自己周圍的人。在這永無止境的對峙中，我並沒有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我只是活了下來。

“我上床時唯一的安慰，是我的母親將會來吻我，與我道晚安。”普魯斯特所描寫的這種生活，與我的生活經歷格格不入。那位嫁給了基督教徒阿希爾-阿德里安·普魯斯特（Achille-Adrien Proust）博士的猶太人讓娜-克雷蒙絲·韋伊（Jeanne-Clémence Weil）與我母親完全不同，她們之間的社會、宗教、地理和歷史的差異是相當大的。被普魯斯特的羅馬尼亞崇拜者米哈伊·塞巴斯蒂安視為猶太人與生俱來的內在災難，在外來災難自行減少時，也會隨之減輕。我童年時代的世界中的內外災難間很少能得到解決的緊張狀態需要不同的協定和不同的面具。臨睡前安慰性的親吻儀式將會與我們東歐家庭中或真實或虛構的衝突所帶來的痛苦發生衝撞。

到20世紀40年代初，我的母親已經預見到了災難的降臨。面對災難時，她的精力突然改弦易轍，神經質的、殫精竭慮的等待一變而為乾淨利落的行動。

在特蘭尼斯特里亞最初的幾周過後，我父親丟棄了所有的幻想。他白手起家，本有可能安靜體面地過簡單的生活。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羞辱。重新調整境況的努力，像以往經常發生的一樣，是由他的妻子做出的。她內心的焦慮因不確定感而加劇，因對希望的需求而惡化。極端的行為和危險，劍拔弩張的人際關係，互通訊息和傳言的興奮激動，以及強烈的群體感——這一切都動員了她的巨大能量。她擅長計劃生存事宜，她會拆東牆補西牆，帶著一碗玉米麵、一片阿司匹林或一條好訊息出現在我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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