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或者可以叫作“我青年時期所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

在此次錄音之前我便在想，我的治學方法是從什麼地方、哪一本書和哪一位老師學到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實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出來的。它的根源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十來歲的初期。在我用中文撰寫的［四十］自述裡，我就說過我十幾歲的時候，便已有好懷疑的傾向，尤其是關於宗教方面。我對許多問題存疑，我［尤其］反對迷信鬼神。我對我的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理論、記載和事實，如一有懷疑，也都要予以批判來證明或反證明。這都是由於我的懷疑的傾向所致。所以縱使我才十幾歲的時候，我已經在尋覓一個能解決我懷疑的方法。

遠在1910年，我第一次接觸到漢朝的古典治學方法——這個較早期的古典學術，所謂“漢學”。那是和後來偏重於哲學性詮釋的“宋學”，截然不同的。我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發展，一般都叫作“漢學復興”。這種說法在我看是不很切當的。我國以前就沒有一本中國古典學術史是用現代的觀點和批判的方法寫出的。所以［漢代著作中］所用的許多不同的專門名稱或名詞都有點名實不符。

我個人認為近三百年來［學術方法上所通行］的批判研究，實是自北宋——第10至第12世紀之間——開始，其後歷經八百餘年逐漸發展出來的批判方法，累積的結果。這都可遠溯至中國考古學興起的初期。由於考古知識的逐漸累積，古代的殘簡、舊稿，乃至古墓裡出土的金石、磚瓦等文物，和這些文物上所印刻的文字和花紋的拓片或摹擬，等等，均逐漸被髮展成歷史工具來校勘舊典籍。這便是批判的治學方法的起源。這一段史實，再度支援了杜威的理論。杜威認為一切有系統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則，都是在一種懷疑狀態之下產生的。也就是說在一些史籍上發現了可疑之處；例如一個時間上的差異，和史蹟上有些不符之處，使學者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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