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5日，《明報》頭版刊出查良鏞執筆的社評《自來帝皇，不喜太子》，預言當時正紅得發紫的林彪沒有好下場：

從前的皇帝不得不立皇太子，由於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若不立皇太子，自己死後政權可能落入別家手中，那是非立不可。但在中共的制度下，竟然也公開規定了接班人，這顯然是違反毛澤東本願的。所以如此，當然由於林彪造成了這樣的形勢，好像唐朝玄武門之變之後，唐高祖欲不立李世民為皇太子，其可得乎？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已連載到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奪帥”，殺得難分難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並不是有意要影射“文化大革命”，但金庸當時天天關注內地的時局動向，不經意間受到影響也是可能的。“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他的筆下是江湖還是江山已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不管任我行、東方不敗，還是左冷禪、嶽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虛道長、定閒師太、莫大先生、餘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都有，在別的國家也有。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創辦《明報》，“十年辛苦不尋常”，他想起《明報》創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龍尖沙嘴那間小小的編輯室中寫下：“如果我們能多報道一些社會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們這份小小的報紙能增加讀者們生活中一些喜悅，那將使我們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創刊十年，亦喜亦憂》社評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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