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讀者寫給我的信裡，總是樂此不疲地談論著我的書和文章帶給他們的影響，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收到這麼一封信，其中經常出現的一句話是：“弗蘭克爾醫生，你的書改變了我的命運。”

二戰結束不久，有一天我接到一名訪客。艾麗告訴我，來者是一位名叫考瑟爾的工程師，“但絕對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個剛從監獄裡放出來的考瑟爾。”

“請他進來。”

他進來後說：“我叫考瑟爾，不知您是否從報紙上聽說過我。”

我當然聽說過他——大家都認定那起婦女謀殺案是他乾的，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他，直到後來發生的一個意外，讓真正的兇手浮出水面。

“我能為您做點什麼，工程師先生？”我問。

“什麼都不必，我是專程來向您道謝的。在監獄裡我都絕望了，沒有人相信我是無辜的，後來有人給了我一本書，是您寫的，就是這本書讓我堅持了下來。”

“真的嗎？”我問，“您認為自己是怎麼做到的呢？”

他回答說，他應當是實現了“態度的價值”（Einstellungswerte）。他說得沒錯，我們可以看到，他是真正理解了意義治療並運用到具體的情境中去，而意義治療也確實對他有所幫助。

在亞洲的某個獨裁國家，人民最後一次爭取進行選舉的努力失敗，反對派候選人被送入監獄。這名候選人有一次在接受《新聞週刊》的採訪，當記者問到他是如何支撐著熬過這段長達數年的監禁生活時，他回答說：“我的母親給我送了一本書進去，是一位名叫維克多·弗蘭克爾的奧地利心理學家寫的，是這本書幫助我度過了這段艱難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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