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們再看年羹堯的經濟問題。在九十二款大罪中，年羹堯的經濟問題包括貪汙、受賄、挪用、冒銷、非法經營等項，一些專案涉及金額特別巨大，如曾經冒銷四川軍需一百六十多萬兩，冒銷西寧軍需四十多萬兩，等等。

年羹堯仗勢斂財，家財甚巨，確有其事。按照清朝的制度，旗人因為已經由國家在京畿地區分配了旗地和住房，所以即便出任外官，也不能在當地置產，卸任之後只能回京依靠旗地生活。清前期旗地的買賣限制較多，土地兼併比較困難。所以，清中前期的旗人官僚貪腐有一個特點：他們往往在身居要職時好擺排場、大肆揮霍，但因為置業較少，現任官一旦退職，特別是眾多子孫分家之後，經濟條件就大幅跳水，一兩代內就能陷入貧寒的境地。相比這些聽從制度約束的“老實貪官”，年羹堯就顯得生財有道。他利用自己親友、袍澤、故吏遍天下的優勢，在各地大量置產經營，如藉助直隸總督李維鈞，在保定周邊置有田地三萬畝，房屋一千兩百多間。因為女兒與衍聖公府締結婚約，年羹堯又以置辦嫁妝為名，在濟寧購置良田十九頃。另外，年羹堯憑藉在西北、西南地區大權獨攬的地位，支援諸子、家奴，以及親信官紳、商賈經營鹽、茶、馬匹、貴重木材等大宗生意，再與軍需供應、邊境貿易相結合，獲利之豐厚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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