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涵

1995年我在臺北與時報出版公司簽約，撰寫一本蔣經國的傳記。合約裡有一條重要條款，載明作者將對英文版、中文版都有“充分、完整的寫作與編審獨立自主權”。

我和《中國時報》董事長餘紀忠先生會晤時，強調我會客觀記述蔣經國的一生事蹟，正、反面評價和爭議性評價，都會相容幷包。我提出警告，寫作中可能會呈現出蔣氏的若干瑕疵。與蔣經國相識相交多年的餘先生回答說，他完全理解，也接受我們的條件。餘先生和時報出版公司從未試圖影響我的研究，甚至提議修改書稿的情形都沒有。顯然當年簽約時的要求，實在是多餘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後來答應要出版這本英文版《蔣經國傳》，並與時報出版公司協議，由時報出版公司根據哈佛版本出版不做改動的中文版。

關於蔣經國在蘇聯的生活，莫斯科的遠東研究中心拉林（Alexander Larin）教授和前任駐中國大使李多夫斯基（Andrei Ledovsky），提供給我寶貴的協助。臺北“中央研究院”餘敏玲博士與我多次會晤，慷慨把她在莫斯科檔案裡整理出來的成果，分享給我得知。透過親自到中國訪談，以及經常的電子郵件往來，當年主持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楊天石教授，給予我相當寶貴的支援。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蔣介石日記，就是由楊教授熱心提供。我也要感謝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相關負責人馬振犢（音譯）和上海市檔案館相關負責人陳正卿（音譯）的協助。奉化的研究學者王宣志（音譯），曾經針對蔣經國的早年生活寫過若干文章，他協助我到奉化、溪口訪問調查，也提供了罕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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