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涵

1988年蔣經國去世時，他剛完成為時二十年的改革，更於生前最後一年開啟自由、多黨民主的大門。他曉得在民主體制內，人性的奇想怪行，不論好壞，全都會釋放出來，但最後仍能去蕪存菁，只有沒有監督制衡的社會才會落到最壞的地步。所以能有今天，除了歸因於反對黨人士持續不斷的壓力和正面批判，另一就是蔣經國及其同僚的智慧。蔣經國早就瞭解，國民黨及蔣家要能延續，只能朝向一人一票的民主體制；反對黨人士也曉得時間站在他們這邊，使用暴力只會適得其反，會破壞島上正在進展的“經濟奇蹟”。

臺灣政治火炬的傳遞，等同要少數的外省人權力交棒——他們曾經以殘暴威權掌權，造成與臺灣本省人的長期對立。蔣經國曉得，由於許多臺灣本省人嚮往“臺獨”，這種轉變將威脅到一箇中國的原則。可是，誠如本書指出，蔣經國也相信，唯有臺灣人民支援，與中國大陸的統一才能完成，而且只有中國大陸變成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這才有可能——直到1989年前這似乎是進行式，其中有部分正是受到臺灣政治自由的催化。

此後二十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成績亮麗，1997年全國七十三萬四千個村級單位也開始選舉，讓一些中國人學到自由的代議制度的規範和程式。

中國領導人相信儒家的觀念——良好社會應奠基在和諧之上，若無穩定和紀律，就不可能有和諧。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領導人，包括先前的蔣介石，都以儒家思想和中國歷史文化的光榮作為國家的道德、倫理基礎。當然，蔣注重的還有“反共”，一場要到他死後才結束的戰爭；但蔣介石更聲稱國民黨的長期政治目標是自由民主。結果他宣示的理想使舊政權處處受敵，必須對不民主的作風自圓其說，同時也把體制推向漸進改革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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