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雍正問題，是受先師鄭毅生（天挺）先生的影響。他對雍正及其時代的歷史非常重視，也給予較高的評價。1961年他講《明清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分期》問題，列舉1840年以前明清史上發生的十四件大事，其中有攤丁入畝的實行和軍機處的設立，即屬於雍正朝的有兩件事。後在所著《清史簡述》一書中，講清朝歷史上有八件大事，屬於雍正時代的也是兩件，一是與前相同的攤丁入畝，再一則為驅逐天主教士於澳門。在1368年至1840年的近五百年中，雍正朝只佔十三年，卻有兩三件不平凡的事情，可見這個時代的重要，也可見毅生師對它的重視。毅生師認為雍正和康熙、乾隆“是三個好皇帝”，雍正在十三年中，“每天看的奏摺有多少且不說，只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諭內閣》159卷，《硃批諭旨》360卷，都是他親手批的，沒有印行的還有很多。他對自己的職務毫不懈怠，做到了‘今日事今日畢’。作為一個封建帝王，能做到這點，是很不容易的”。毅生師的觀點給我很大影響，所以我多年來就對雍正問題感興趣。然而促使我進行這項寫作的，則是呂一方同志。今天稿子寫成，我以崇敬的心情回憶毅生師給我指引的學術道路，並對一方同志的熱情鼓勵表示我的謝忱。在本書定稿過程中，張作耀和蕭遠強同志給予的幫助，私心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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