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秋（二OO三年），戲劇家張庚先生病逝，終年九十二歲。我先是他的學生，後為他的下屬。住醫院期間，我沒有去問病；撒手人寰時，我沒有去告別。連戲劇界召開的追思會，我也是缺席的。

“人去愁千迭，心傷恨萬端”。我不是不想去，而是怕去。怕去了自己也倒下，再也爬不起來。我打電話告訴先生家人，說：我會以自己的方式紀念他。這個方式就是要寫一篇記述他的文字。其實，老師活著的時候，我就想寫，內容也是早想好的——一個涉及人的底色的話題。

有人言：張庚是延安牌的老革命，是“跟著毛澤東在陝北窯洞‘落草’，是‘秧歌王朝’的文人”。和北大教授、社科院的學者相比，屬於半路出家，算不得正宗學者。另一種看法則與之相反。說：張庚是獨佔一方的學者，由他領導的中國戲曲研究院（後在此基礎上擴充、提升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培養出一支戲曲研究的專業隊伍，這支隊伍五十年來始終圍繞著他，齊心協力或不齊心也協力地完成了一項又一項的戲曲學科的奠基工程。加之，他的手下人在學術觀點上比較一致或接近，便被稱為前海學派。總之，政治圈子的人認為他是跳進了學術圈子裡的文人；學術圈子的人認為他是來自政治圈子的幹部。表面看去，他兩頭獲益。其實，張庚這輩子是兩頭不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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