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我和她沒幹系，

原不過像兩片落葉，

今天偶爾吹在一起，

誰保得明朝不要分離；

犯著去打聽人家的細底？

但你說奇不，她到東或西，

像太陽的昏暗月亮的缺，

總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關切，更留意。

說，這是自己的願，不是勉強，

幫她的忙，為她提只箱；

或者問一問天會不會下雨，

路上有沒有風浪。

但要是她真的說出了這話：

“謝謝你，用不著先生——

這樣關切，這樣忙，”

怕我又會像挨近了絕崖般，

一萬分的失神，一萬分的慌張。

——儲安平詩 《自語》

1931年元旦作於北平西郊

在我所結識的父輩長者當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儲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寫他，則是出於父親（章伯鈞）說的一段話：“人生在世，一要問得過良心，二要對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讓我對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對不住的一個，就是老儲（安平）。”

父親最對不住的，確要算儲安平了。原因很簡單——把他請到《光明日報》總編室，連板凳都來不及坐熱，就頂著一個大大的右派帽子，獨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雖然“黨天下”這句經典右派話語，是儲安平自己說的，但禍根不在於自身。事情還須從頭說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協召開在即。民盟總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別忙碌，也特別積極，幾乎天天在父親下榻的北京飯店113室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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