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胡適沒有研究，我見過胡適，崇拜過胡適，學習過胡適，思考過胡適。

胡適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他去了美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國回臺灣講學，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臺灣參加國民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臺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這十年間他對臺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臺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動都當做重要新聞，臺灣讀者閉上眼睛，都隨時可以看見他的一張笑臉。

寫作的人提起胡適，首先想到文學。胡適在臺灣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文學，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時間幾乎都拿來宣揚民主自由。今天回想起來，胡先生對臺灣文藝的發展好像不大關心。他是反共的，五十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他沒說話。他是主張創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現代文學已經初展，爭議已經出現，他也沒什麼表示。他開創中國的白話新詩，他在臺灣也不談詩。

胡先生的“忍”功了得，以他在新文學運動中的地位、以他竟能排除眾聲喧譁的誘惑，抵抗新聞記者的挖掘。

回想起來，胡先生鼓吹言論自由，不遺餘力，文藝表現的自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從未這樣說過，那時候，我們也沒有這樣的觀念，我們總覺得他越來越跟文學不相干。

一九五二年，胡適第一次回到臺灣，這是大新聞，很多人自動到飛機場歡迎他。我當時在廣播公司工作，也跟著採訪記者趕到松山機場，還參加了他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那時都說他回來擔任政府的職務，也有人說他要組織政黨，新聞界對這兩件事興趣很大，他用太極拳應付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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