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道藩先生，臺灣文藝界尊為道公，他是我文學路上的貴人，我一直想寫他，一直沒找到角度切入。我的回憶錄必須寫他，時至今日已無法拖延。

一九五○年，我進“中國廣播公司”臺灣廣播電臺做資料員，他是公司的董事長，上下隔著五個層級，仍然可以知道他的故事。

臺北市新公園（今名二二八紀念公園）東南角有一座三層樓房，那時是臺灣廣播電臺的臺址，大門之內，左邊是董事長辦公室，右邊是總經理辦公室，我們出出進進都要經過他們的門外。有一天，詩人某某登門求見，我看見道公站在辦公室門口接待他。

這位詩人漂流來臺，暫住高雄，那時臺北沒幾個人知道他。這天他專程到臺北尋訪老長官，不幸沒有找著，偏偏又在公共汽車上遇到扒手，僅有的一點錢、還有回程的車票都不見了。他舉目無親，陷入絕境，冒昧來找這位文藝運動的領導人，我看見道公從自己的口袋裡掏出鈔票來。

後來我和這位詩人有些來往，他說那時候他實在太窮，好像道公也不富裕，他看見道公掏出來的鈔票薄薄一疊，而且沒有大鈔。他說原以為道公會把他交給總務部門，下面用公款給他買一張票，沒想到道公從自己的口袋裡掏出鈔票來，“一張一張數給我”。我說道公辦私事向來不用公款，顯然把這件事當做他的私事，詩人聽了連聲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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