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之後，中國歷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了。最先感受到這種鉅變的，當然是神經最敏感的作家。文學的潮頭，是“傷痕文學”的湧現。

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發表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引起了中國文壇和廣大讀者的強烈反響，這是一篇具有深刻的歷史感，充滿了強烈的啟蒙精神的小說。它的主要價值是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對“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內傷”，小說發出的是“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強烈呼聲。

對“文化大革命”苦難的揭露真正成為一種潮流，是以發表在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上的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為標誌的。這篇小說以悲劇的藝術力量，震動了文壇，作品中對人性、人道主義的描寫，突破了長期以來關於文藝的清規戒律，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爭論，而討論最終得出的肯定性結論，又使這篇小說成為我國文學界在政治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聲。到了這時，人們才真正理解到，他們確實經歷了一場人為的災難，他們以往忍受的一切是應該而且可以打倒、唾棄的。於是他們壓抑許久的憤懣便立時噴湧而出，當這種憤懣大量地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便形成了新時期第一個文學思潮——“傷痕文學”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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