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路遙的人生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一是北京知青的到來，二是一份文學小報《山花》的創辦。

20世紀70年代初，在接受“農村通訊員”培訓的路遙，既可以拿著“縣革委會通訊組”的介紹信，四處採訪，還可以報銷差費。這期間，在全縣出名的“農業學大寨”先進典型的新勝古、槐樹坪、四新樹等公社，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採訪的過程，也是擴大他的創作視野的過程。

那首詩作《我老漢走著就想跑》由曹谷溪推薦，在1971年8月13日《延安通訊》上發表，接著詩作《塞上柳》也在9月28日的《延安通訊》刊發。

那是個全民熱愛文學的時代。延川縣群眾性的詩歌創作的熱情同樣高漲，作為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宣傳組副組長的曹谷溪，職業與熱情，都使他義不容辭地接受了歷史所賦予的使命，聚攏起延川縣境內的各方文學愛好者，包括北京知青、分配到延川工作的知識分子、本地知青等各路“諸侯”。其中骨幹分子有延川縣文化館的負責人白軍民；插隊延川的北京知青陶正；大學畢業後分配在延川永坪中學當教師，後成為延川縣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文藝宣傳隊編劇的聞頻，以及返鄉青年路遙等人，共同編輯詩集《工農兵定弦我唱歌》。

“文革”時，曾擔任群眾組織頭頭的路遙拜身受監禁的谷溪為師，兩人結成好友。此後，谷溪、白軍民、陶正、聞頻、路遙等幾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經常聚到縣委2排18號谷溪辦公的窯洞一塊談論文學，寫詩作文。2排18號成了他們的文學沙龍。一個偶然的機會，時任縣革委會宣傳組副組長的谷溪得到了一本《延安兒女歌唱毛主席》的詩集。谷溪從頭至尾讀一遍後對大家說：“這些詩中標語口號多，咱編一本肯定要比這個好。”於是他們幾個人就一起編輯了一本《工農兵定弦我唱歌》的詩集。1971年在縣內油印，1972年5月將其更名為《延安山花》，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版再版，國內外發行28萬冊。（丁愛迪《從〈延安山花〉到〈山花〉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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