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導演曾對我說這樣一番話，讓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說：電影應該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東西是葡萄，很新鮮的葡萄，甚至還掛著霜，但你沒有把它釀成酒，開始時是葡萄，到了還是葡萄。

另外一些導演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知道電影得是酒，但沒有釀造的過程。上來就是一口酒，結束時還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這酒既不是葡萄釀造的，也不是糧食釀成的，是化學兌出來的。

他還說：小剛，你應該把葡萄釀成酒，不能僅僅滿足於做一杯又一杯的鮮榨葡萄汁。

對我的電影，我聽到過很多批評，大多都是圍繞著“商業”兩個字進行的。但上面這位導演的批評卻略過了這些表面的現象，說出了問題的實質。

這位導演名叫：姜文。

我給姜文拍過戲，《北京人在紐約》；他也給我拍過戲，《陽光燦爛的日子》。

除此之外，我們很少來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個電話。我是愛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覺得跟他說話特別費勁，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話語權，談話顯得非常被動。電影對於姜文來說，是非常神聖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傷神的一件事。他認為電影應該由愛電影的人來從事這一職業。這種愛應該是非常單純的，不顧一切的，不能摻雜別的東西的。對照這一標準，我總有一種不好意思的感覺，像做了對不起電影的事，把電影給庸俗化了。因為我基本上還處於把電影當飯吃，為了保住飯碗必須急中生智克敵制勝的檔次上。這可能和我的處境有關，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不能全壓上去，奮不顧身只為蹬頂。我首先考慮的是，如果輸了，必須在最大的限度上減少損失。這麼說吧，就像一場戰爭，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頓那號的是從心裡熱愛戰爭，想法非常單純，目地只有一個，在戰爭中成為最牛逼的勝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兒幾個雖然打起仗來也很敬業，卻個個心懷鬼胎留著後手。巴頓如果戰敗了，叫戰犯，屬於統戰物件，能進政協；加里森敢死隊那哥兒幾個戰敗了，就拉出去槍斃了。所以巴頓是不怕付出慘重代價的，重在過癮。加里森敢死隊卻絕不能有任何閃失，為了保住小命必須確保勝利還不能犧牲。兩種戰爭的參與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戰爭，話語權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頓的手裡，小哥兒幾個只有聽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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