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宣稱自己天生註定成為當代中國史學家，未免太過狂妄自大。不妨換一種說法：命運獨惠我許多機會，可以站在中間階層，從不同角度觀察內戰的進展。命運同時讓我重述內戰的前奏與後續。在有所領悟之前，我已經得天獨厚，能成為觀察者，而不是實行者，我應該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會擴大自己的視野，以更深刻的思考，來完成身份的轉換，從國民黨軍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記者，最後到歷史學家。但在我離開安亞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運預定說的同時，我也甩掉了中國文化要求集體化的最後一絲負擔，開始獨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間，懷著同樣信念的人也採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須吞下內戰終結及其後的苦果，相較之下，我永遠無法逃離線會主義者的批評。但直到今天，種種機會的組合如何運作，我還無法理解其奧妙。我必須詳細檢視自己，確定哪一部分是機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識的安排。首先我要說的是，我的那些狂熱朋友讓自己捲入中國政治漩渦的核心，但我年齡卻比他們小。外表看起來，這樣說很是奇怪，因為通常鹵莽才是年輕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齡的象徵。但在這個例子中，五四運動的時機造就了一切的差別。中國最激進的年齡層約比我大十到二十歲。我成長時，煽動文宣和街頭抗議的衝擊已大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輩中，領袖及烈士都比較少。我到作戰部隊的前線去碰運氣，沒想到前線卻是學習政治教訓最安全的地方。我很快就學到，如果中間地帶沒有體制上的聯結，鼓吹更好的績效是不可能的。這種領悟一定降低了我對崇高的預期。接受現實的我，從此以後也就減弱我的野心。在其後數年，我就找舒服的工作，好讓自己有更多機動性，因此我不曾以不留退路的方式全心投入。但第三個因素可能才是決定性的。在整個求學時代，我一直在父親的羽翼之下。在我的衝動背後，總是有他謹慎態度的影子，無論我是否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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