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首席法官是不是已把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雙方的證人分成兩攤，並且規定了召喚他們的程式。大概這一切是有的。我只知道他首先召喚的是檢察官方面的證人。我要重複一句，我不打算一步步依次描寫全部的審問過程。何況那樣我的描述一部分會是重複多餘的，因為在檢察官和律師辯論時的演詞裡，所有提供和聽取的證詞的整個情況及其全部含意，將會彷彿都集中到一點上，加以鮮明而突出的說明的，這兩段出色的演詞我至少在許多部分都作了完整的記錄，到時候自會向讀者轉述；此外還有一樁完全意料不到的非常事件我也記了下來，——這事還是在法庭的辯論開始以前突然發生的，對於這次審判的可怕而不祥的結局無疑發生了影響。我唯一要指出的是，這個案件有一種異常的特點，從開庭後最初的幾分鐘就鮮明地顯示出來並被大家所覺察到了，那就是公訴方面的力量比起辯護方面所擁有的手段來，簡直要強大得多。這一點，當各種事實在威嚴的法庭上集中聚攏起來，全部的恐怖和血腥漸漸地鮮明呈露出來的時候，大家一下子就感覺到了。也許僅僅只進行了最初的幾步，大家就已開始明白，這簡直是完全無可爭辯的事情，這裡面毫無疑義，實際上根本不必進行什麼辯論，辯論只是走走形式，罪人是有罪的，顯然有罪，完全有罪的。我甚至以為就連那些太太，儘管全體一致迫不及待地渴望著這個有趣的被告被宣告無罪，但同時卻也完全深信他確實有罪。不但如此，我覺得，如果他的有罪不得到如此確切的證實，她們甚至要表示憤慨的，因為那樣一來最後就不會有有罪的人被宣告無罪那樣強烈的效果了。至於他將被宣告無罪這一點，奇怪的是所有的太太們，幾乎直到最後一分鐘還一直是完全深信不疑的，理由是：“他有罪，但是出於人道的動機，按照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新感情，他是會被宣告無罪的。”就因為這個，她們才那麼急不可耐地紛紛聚集在這裡。男子們最感興趣的卻是檢察官和鼎鼎大名的費丘科維奇之間的鬥爭。大家奇怪，而且暗地問自己：對這樣一件無望的案子，這樣一個空蛋殼，即使費丘科維奇再有才幹，還能幹出什麼來呢？因此他們全神貫注一步不漏地密切注視著他如何幹這樣一件大事。但是費丘科維奇直到最後起來發表他的那篇演詞以前，在大家眼中始終顯得象一個謎。有經驗的人們預感到他自有一套，他已經擬定了什麼計劃，他眼前抱有一個目的，不過到底是什麼樣的目的，卻簡直無法猜到。但他的自信和自恃卻是一目瞭然的。此外，大家立刻愉快地看出，他在逗留我們城裡的極短時間內，也許只有三天工夫，竟能使人驚奇地把這案件弄得清清楚楚，並且“作了細緻入微的研究”。例如，以後大家愉快地談論，他怎樣把所有檢察官方面的證人及時地引“上鉤”，儘可能地把他們窘住，主要的是給他們的道德名譽抹黑，這樣自然也就給他們的證詞抹了黑。不過大家以為，他這樣做，大半是為了遊戲，可以說是為了維持某種法律場面，表示絲毫也沒有疏忽任何律師慣用的辯護手法，因為大家相信，用這類“抹黑”的辦法並不能得到某種決定性的重大好處，這一點大概他自己比誰都明白，其實他一定心裡還暗藏著某種想法，某種暫時還隱藏不露的辯護手段，只等時機一到，就會忽然把它拿出來。儘管這樣，但由於他感到自己胸有成竹，所以暫時始終彷彿在那裡遊戲，鬧著玩似的。所以，舉例來說，當審問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貼身僕人格里戈裡-瓦西裡耶維奇，在他作關於“通花園的門是開著的”這一最有分量的證詞的時候，一輪到律師發問，他就緊緊抓住不肯放鬆。應該指出的是格里戈裡-瓦西裡耶維奇一來到審判廳，並不因法庭莊嚴，旁聽人數眾多而露出一點點驚慌，他顯出一副安然而且近乎莊重的神態。他作證時口氣那麼自信，簡直好象是在同瑪爾法-伊格納奇耶芙娜私下裡談話，只是稍為恭敬些。把他難住是不可能的。檢察官先長時間盤問他卡拉馬佐夫家的詳細情況。一幅家庭的圖畫鮮明地擺了出來。聽得出，也看得出證人是直率而沒有偏心的。儘管他對他去世的主人極為尊敬，但卻仍然聲稱，比如說，主人對待米卡頗不公平，而且“不大關心教養兒子。這小孩如果沒有我，會被蝨子咬死的”，他在講到米卡的兒童時代時候這樣補充說。“父親在母親遺下來的祖傳財產上欺瞞兒子，這也是不應該的。”檢察官問，他有什麼根據，可以證明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在賬目方面欺騙了兒子，使大家驚訝的是格里戈裡-瓦西裡耶維奇並沒有提出任何切實的證據，但卻堅持說，他和兒子所算的賬是“不公平”的，他“應該補出幾千盧布來”。順便說一下，這個問題，——就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是否真的沒付清米卡款項的問題，——檢察官以後曾特別孜孜不倦地向所有可能知道的證人提了出來，連阿遼沙和伊凡-費多羅維奇也在內，但是沒有從任何一個證人那裡取得一點點確切的回答。大家全證實這事實，但沒有人能提出一點點明顯的證據。當格里戈裡描述了正在吃飯的時候德米特里-費多羅維奇闖進來揍了父親一頓，還威嚇說要回來殺死他的那幕活劇時，全場的人都普遍產生了一種極壞的印象，尤其因為老僕人講得口氣平靜，沒有廢話，用語別緻，結果卻顯得極有說服力。至於米卡對他的冒犯，當時揍他的臉，把他打倒在地，他說他並不生氣，早就原諒他了。對於去世的斯麥爾佳科夫，他一面畫十字，一面表示他是一個能幹的小夥子，只是傻里傻氣，遭受病魔的折磨，尤其更壞的是，他是無神派，這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和他的大兒子教的。但對斯麥爾佳科夫的誠實不欺，他卻幾乎熱烈地加以證實，立刻講到，斯麥爾佳科夫有一次揀到主人掉下的錢，並沒有藏起來，卻交還給主人，主人因此“賞給他一個金幣”，而且以後什麼事情都很信任他了。關於通花園的門是開著的這一層，他用十分堅持的態度予以證實。他們盤問他的事情太多，我也不能全都記清楚了。最後由律師發問。他一開口就詢問信封的事情，——就是“據信”費多爾-巴夫洛維奇曾把三千盧布藏在裡面預備給“某一位太太”的那個信封。“您這個多年在您主人身邊伺候的人，究竟親眼看見過它沒有？”格里戈裡回答他沒有看見，而且“直到大家紛紛談論起它來之前”，也從沒有聽誰說起過關於這筆錢的話，關於信封的問題費丘科維奇也對證人中凡是可以詢問的人都不斷地提出來，就象檢察官提出分產問題來一樣，而從大家那裡得到的也只有同樣的回答，就是誰也沒有看見過信封，儘管有許多人都聽說過它。律師對於這個問題的堅持探詢大家從一開始就看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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