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出版的《攝影家》雜誌，第17期以全部的篇幅介紹了一個叫方大曾的陌生的名字。裡面選登的58幅作品和不多的介紹文字吸引了我，使我迅速地熟悉了這個名字。我想，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名字裡隱藏著一位攝影家令人吃驚的才華，另一方面這個名字也隱藏了一個英俊健康的年輕人短暫和神秘的一生。馬塞爾？普魯斯特說：“我們把不可知給了名字。”我的理解是一個人名或者是一個地名都在暗示著廣闊和豐富的經歷，他們就像《一千零一夜》中四十大盜的寶庫之門，一旦能夠走入這個名字所代表的經歷，那麼就如打開了寶庫之門一樣，所要一切就會近在眼前。

1912年出生的方大曾，在北平市立第一中學畢業後，1930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學經濟系。他的妹妹方澄敏後來寫道：“他喜歡旅行，寫稿和照相。‘九一八’以後從事抗戰救亡活動。綏遠抗戰時他到前線採訪，活躍於長城內外。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為[中外新聞學社]及[全民通訊社]攝影記者及[大公報]戰地特派員到前方採訪。”三十年代的熱血青年都有著或多或少的左翼傾向，方大曾也同樣如此，他的革命道路“從不滿現實，閱讀進步書刊到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的一些秘密活動。”他的父親當時供職於外交部，不錯的家境和父母開明的態度使他保持了攝影的愛好，這在那個時代是十分奢侈的愛好。他與一臺摺疊式相機相依為命，走過了很多消煙瀰漫的戰場，也走過了很多城市或者鄉村的生活場景，走過了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這使他擁有了很多同齡青年所沒有的人生經歷。抗戰爆發後，他的行走路線就被長城內外一個接著一個的戰場確定了下來，這期間他發表了很多攝影作品，同時他也寫下了很多有關戰爭的通訊。當時他已經是一個專門報道愛國救亡事蹟的著名記者了。然而隨著他很快地失蹤，再加上刊登他作品的報刊又很快地消失，他的才華和他的經歷都成了如煙的往事。在半個世紀以後出版的《中國攝影史》裡，有關他的篇幅只有一百多字。不過這一百多字的篇幅，成為了今天對那個遙遠時代的藕斷絲連的記憶。方大曾為世人所知的最後的行走路線，是1937年7月在保定。7月28日，他和兩位同行出發到蘆溝橋前線，30日他們返回保定，當天下午保定遭受敵機轟炸，孫連仲部隊連續開赴前線，接替29軍防線，他的同行當天晚上離開保定搭車回南方，方大曾獨自一人留了下來。他留在保定是為了活著，為了繼續攝影和寫稿，可是得到的卻是消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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