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一日，阿拉伯數字是“911”，美國報警電話，連三四歲的孩子都會撥的號碼。九月十一日晚上9點30分，我和一夥朋友正在北京朝陽區一個西藏酒吧裡消磨，突然有人告訴我們：“一架飛機撞在紐約世貿大樓上了！”我回到家是十點四十，災難的規模已顯露出來。第四天，我收到一個朋友的電子信件，講述她從世貿大樓死裡逃生的經過。讓我感到最不解的，是她毫無我所設想的歇斯底里，相反，她語氣平淡，實事求是，有一點歷史學家的手筆了。

從災難發生之後，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他（她）在那天早晨喝咖啡時，有沒有任何預感——哪怕最極微的徵兆——這就是他（她）一生的最後一杯咖啡。”也許別人會認為這個問題莫名其妙，但我卻驅不散它。我對一個生命在行將滅亡時的心理活動懷有極大的好奇。你也可能把好奇看成關切或擔憂。

順著那個安詳地喝咖啡的形象去想象，他（她）如平時一樣，帶著好睡眠留下的鬆垮和呆鈍，開啟大門，拾起報童在早晨五點扔下的報紙，上面套著塑膠袋，溼漉漉的一層初秋露水。他（她）在早餐桌上展開報紙，一雙腳勾過對面的椅子，然後兩腿蹺上去；咖啡的滋味從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和半躺，和讀報，和窗外的街道上過往的汽車聲合在一道，才能形成的滋味。得和穿著毛巾睡衣、蓬頭散發、完全不設防的妻子（或丈夫），和睡意尚濃，卻深一腳淺一腳下樓來的孩子們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滋味；這樣的咖啡滋味，尋常得可以被完全忽略，是這個早晨“一切如常”的標誌。他（她）大而化之，一份報已翻到了頭，翻過天天出現的壞事，夜夜發生的罪孽，於是他（她）格外留戀家裡的這份“無事”。留戀儘管留戀，還是匆匆洗浴一新，匆匆選就服飾，匆匆告別孩子和妻子（丈夫），出門去了。他（她）走進電梯，張張面孔都是半熟臉，生活好就好在一切都是半熟的。他（她）走到自己的寫字檯前，開啟電腦，檢查一下電子信箱：某某照常又寄來一些笑話。笑語也似有所聞，就暫時略過去吧。而誰又有比笑話更重要的事呢？……這時就到了八點五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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