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書帶了女兒到武昌探親之前，1957年的5月間，在北京上大學的外甥女來我家玩，說北大的學生都貼出大字報來了。我們晚上溜出去看大字報，真的滿牆都是。我們讀了很驚訝。三反之後，我們直以為人都變了。原來一點沒變，我們倆的思想原來很一般，比大字報上流露的還平和些。我們又驚又喜地一處處看大字報，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接下來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鍾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並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方知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事，使我們對“政治”悚然畏懼。

所內立即號召鳴放。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三反之後曾批判過俞平伯論《紅樓夢》的“色空思想”。接下來是肅反，又是反胡風。一個個運動的次序我已記不大清楚。只記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後，提升為一級研究員，鍾書也一起提升為一級。接下來是高階知識分子受優待，出行有高階車，醫療有高階醫院；接下來就是大鳴大放。

風和日暖，鳥鳴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我們自從看了大字報，已經放心滿意。上面只管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地引誘催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向極端。我對鍾書說：“請吃飯，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卻，就只管吃飯不開口說話。”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同聲附和。”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的話都正確。例如有人問，你工作覺得不自由嗎？我說：“不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我們淪陷上海期間，不論什麼工作，只要是正當的，我都做，哪有選擇的自由？有友好的記者要我鳴放。我老實說：“對不起，我不愛‘起鬨’。”他們承認我向來不愛“起鬨”，也就不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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