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言

張悅然出生於八十年代，現在還在唸大學，但她已在小說創作的探索中走得比較遠了。她的小說不以故事取勝，但憑靠對外在世界和個人心靈的敏銳體察和聰穎感悟，細細密密地串起了一串串夢想的文字珠鏈，便營造出了一個個五光十色、美輪美奐的奇景。強烈的夢幻色彩使她的小說顯得超凡拔俗而又高貴華麗。她的小說，讀起來既冷嗖嗖又暖烘烘，既朦朧又明澈，既真切又虛幻。

這些近似夢囈的訴說，來自青春始端的敏感，來自骨子裡的鬱悒，來自成長的愉悅與茫然，有時尖利，有時低沉——它們，飛揚而又憂傷。同七十年代人相比，八十年代人成熟得更早。現實的殘酷、資訊的圍攻，無時無刻不在牽引他們的焦灼、辨別與思考。他們沒有固定而統一的信仰，所以很早就開始尋找各自心靈的慰藉。這遠非一份好的課程答卷、一所較理想的大學那樣簡單。成年人的友情觀、愛情觀、家庭觀過早地闖進了他們的視野。他們多夢、敏感，很容易受傷，但有時又會表現出驚人的堅強。他們不會情願過早墮入世俗，所以不會信奉金錢與權勢，那麼剩下的就只有愛情。

所以，張悅然的小說主要是寫親情、友情和愛情。她筆下的愛情，是她用稚嫩而早熟的心靈放飛出去的一隻只飄搖而空懸的風箏。愛情成為夢想的惟一附依。這樣的夢想在張悅然的小說中頑強而專注。比如《黑貓不睡》中“我”的“拒絕”、《毀》中天使的堅守、《葵花走失在1890》中的“我”的獻身，等等。一個固執懷抱夢想的人必然同時也就懷抱了憂傷，因為現實要泯滅夢想，阻絆它們去飛。因而那些臆想中的愛情，開端都很美妙，發展都很艱辛，結局都很悲慘。無論是離別、破碎還是死亡，這都絕非空穴來風，是她們感知到的部分現實。她們可以丟掉夢想嗎？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悖謬正在這裡：她們的夢幻大多是悲劇。張悅然的筆之所以反覆觸及到了種種的“愛情悲劇性存在”，因為夢幻和現實之間存在著永恆的巨大落差，這帶給愛幻想的她們濃濃的悲劇感。作者從小就在她的小說中透射出了這種悲劇意識，這很不簡單。悲劇意識的確立，如人所言，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清醒，是社會整體樂觀情緒的必要補充。相對於社會整體性的樂觀情緒，這種悲觀無疑是重要而又必須的。而我們也吃驚地發現：張悅然的小說大都是悲劇。刀子一樣鋒利的語言，珠貝一樣閃閃發光的思想，她用小說來營建高於現實的生活，並向這種生活伸出豐富而茂密的心靈觸鬚，她的作品充滿了凌越現實的巨大沖動和使人警醒的批判力量。當然，在現實生活中，在別人眼裡，她可能生活得很好很貴族。但我們會聽到她斬釘截鐵地反駁說：我非悲劇，而悲劇永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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