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的春天，正當段國學在西南備戰準備的如火如荼時，張少帥在西安扣留了前來指揮坐鎮內戰的蔣光首，要求以國大黨為首的各路軍事派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讓本在應該36年12月才發生的西安事變提前了近兩年，段國學發覺到歷史的程序正在越來越快地加快著腳步。

九月，社民黨、國大黨還有眾多黨派經過談判，決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各路派別軍隊從第一到第二十三路方面軍整編，而作為遊離於中國政治舞臺邊緣的西南政府第一次認同並宣稱將共同抗日，只不過在段國學的授意下，作為西南政府的自立黨派，民業黨所發出的聲音是那麼的弱小，被一直佔據著新聞版面絕大篇幅的國大黨、社民黨給擠到哪個幾角旮旯裡去了。

1936年的春天，4月1日，日本人在北平郊外的盧溝橋藉口失蹤三名士兵悍然發動了四一愚人事變，張將軍率麾下兩萬餘人奮勇抵抗，無奈裝備、兵力、士氣均不如日軍，抵抗三日後便損失大半，無奈撤退至張家口一帶。

在初戰告捷後，日軍在五個師團的一路挺進下，7月便突進佔領至徐州城外80裡地，有日本軍官甚至不可一世地放言年底內打穿中國。但在此孫將軍和張將軍組織各路部隊決死抵抗，雖殲敵近萬餘人，但無奈士氣、軍事素質和中國軍隊內部相互制肘相互不信任缺乏協同作戰，最終潰敗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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