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馬魯（Maloo）先生，很高興在這裡見到你。”

1977年9月2日上午10點鐘，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的一家街頭咖啡屋裡，中國情報委員會特派員蘇子敬伸手握住印度共剷黨馬列主義派。

“印度共剷黨此時，分裂為三個派別，分別是印度共剷黨、印度共剷黨馬克思主義派和印度共剷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派，其中印度共剷黨和印共馬克思主義派都主張議會鬥爭，目前分別在古吉拉特邦和西孟加拉邦執政，只有印共馬列主義派認定議會鬥爭無法解決印度社會種姓制度和階級矛盾，所以還在堅持做武裝鬥爭的準備。”

全國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外聯部部長伊薩克達·維卡斯·馬魯手如是說道。

馬魯的迴應卻有些令人尷尬：“其實我們也不想和你們聯手，但是誰讓形勢逼人呢。”

的確，一個共剷黨人卻在國外會見自己祖國最危險的敵人，傳將出去一定會對馬列主義派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甚至連帶著印度共剷黨其餘兩個派別的選情也會受到嚴重衝擊，但正如馬魯所說的，彼此都有必須見面的理由。

對於馬列主義派來說，1972年印度成功肢解巴基斯坦的勝利讓印度人民黨政權穩住了陣腳並重新生出了混一全印度的野心，與此同時，印度人民黨的成功也使得印度底層民眾出現了不切實際的幻想，進而使得馬列主義派的支持者急劇減少，已經動搖了武裝鬥爭派的根據，迫使馬列主義派必須立刻發動起義來挽回政治方面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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