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五策，全部是從商人的角度考慮的政策，十分符合船戶之心思。於是，他們看到這麼好的條件，當場答應，並與陶澍簽訂口頭協議。

與船商們談好只是解決了基礎的條件，而真正考驗陶澍政治智慧的則是：如何如願以償的成功實行海運。陶澍想的是：要既不使河運的既得利益者感覺利益受損而平穩過渡，又不至於使陰招橫阻海運，而致功敗垂成。此事務須：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為穩妥計，陶澍丟擲了“半海運、半河運”、“河海並運”的思路。

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上年的漕運還有40多個船幫沒有渡過黃河。令道光皇帝極為震怒，一氣之下將負責漕運的各大官員，一個不落、通通打五十大板：原任兩江總督、現居大學士的孫玉庭被貶為翰林編修、休致：漕運總督顏檢連降兩級，以三品銜休致；兩江總督魏元煜、河道總督嚴閬降級留任。

“休致”，用今天的話說，叫辭職，或者說是勸退。

雖說有了道光皇帝大刀闊斧懲處要人，但陶澍還是覺得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做到積極穩妥，不匆忙行事。他再次提出建議，將“河海並運”的前期籌備工作時間延緩，遲至下半年才開始運輸。

大局謀定後，與此同時的，則是要迅速搭建得力辦事團隊。

他一到江蘇，就分批接待地方官員，對所涉事項逐個摸底。一摸底方知，問題還真的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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