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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母校走了一遭。20世紀60年代初，1962年1963年吧，我在鄧州上學。那時這個市名叫鄧縣，八十七萬人口，也就這麼一個高中。三萬多初中畢業生，也就錄取那麼不到二百人。一當列隊宣佈錄取名單，我還真有點欣喜若狂那情味：要到一中上學了，一中哪！

鄧州一中不是個等閒的學校。這個地方名字就叫得“獨秀”：春風閣、百花洲——是范仲淹講學的地方。範老夫子的《岳陽樓記》也是在百花洲他的書院寫成的，而範在寫這篇文章時全憑的資料與想象。他還沒有去過洞庭湖，見到的只是岳陽樓的圖樣與相關資料。我想這可能和二月河創作歷史小說有相通之處：飲一瓢漿而意擬三千弱水——也還是作者的直接感受，只是綜合了彼時彼地的色受禪悟、此時此刻的色想而已。

南陽這地方出了兩句名言，恐怕全國有初中以上文憑的人都能隨口而出。一句是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再一句便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以為諸葛亮的那一句“精神可嘉，境界不大”，不過是對蜀劉小王朝的死忠承諾就是了。而後一句涵蓋的人文意義是超前的，它的人民性、公而忘私的主觀意識，今天看仍是先進的、積極的，而這一句出自範公之口，寫在百花洲上、春風閣前——我的母校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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