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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地域，人們對我的稱呼是略有異趣的。在南陽，熟人是多極了，似乎滿城人都認得我，早晨出去遛彎，叫“二月河”、“二老師”、“二先生”、“伯伯”、“爺爺”、“兄弟”……雜得很，帶著有點“社會性”那樣子，到鄭州，叫“凌老師”、“解放”、甚或“老二”的居多，再到北京，大致就很正規，就叫“二月河”的罷——不過這幾年熟了，依著北京的風俗也有叫“二爺”的：不是長一輩的意思，而是有點像《紅樓夢》裡的賈寶玉，賈環等人們統稱“二爺”“三爺”的那樣。我今年犬馬齒已是六十有三，常見的朋友們差不多都比我略小，所以無論北京、鄭州南陽，畢竟還是叫“二哥”的多些。

王剛就管我喊“二哥”，她愛人鄭雲正，很優秀，在鄭州一所軍事院校當官。從她，也叫我“二哥”。這當然是有婦唱夫隨的情致，也有更多的私人因素，她和雲正的結合，有我一份貢獻，我算得——過去不恭敬的說法，名叫“撮合山”，“牽馬”——正規說，我是半個紅娘，“介紹人”的呢！

前兩年吧。我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談自己一些人生感受，說到了中國作協，我說：（大致意思）作協應該是作家的孃家。中國作協是我的孃家，但是是“後媽”。後媽也是媽，也是好的，然而雖好，也還是後媽。中國作協當時的領導不是金炳華與鐵凝，不知他們有讀到上面這點文字沒有？也許讀到了，有點彆扭的罷。但是一個作家，他的本分就是說真話，反映自己的真實感受，我說的是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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