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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期以來，“成分”的陰影在中國大地上徘徊。封建時代，有士大夫、庶人、農工商、地主、佃戶、賤民種種“階層”，或者叫“階級”。對待各個階層，使用法律不一，政治待遇不一，經濟分配製度也不一，這就造成了階級仇恨。新中國建立以後，政治、經濟、綜合國力都有飛躍式的大進步，大改觀，唯獨“成分”這意識存在依然。“地、富、反、壞、右、封、資、修”成了新時代的新賤民階層，與舊時代一般無二的新的社會問題不單“存在”，且勢頭不減，愈演愈烈，生命力鮮活。從深層次原因上說，竊以為是“文革”的重要成因之一。從根本上認識、解決它的政治家就是***。這一社會問題的解決，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而始，一步一步使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衛生起來、健康起來。

“成分”這種社會政治理念，反射在文學領域，構成了文學創作的一邊倒和文學評論的單一傾向。一部作品出來，首先拷問它是“香花不是毒草”。肯定了它“沒有問題”，然後再說別的。這種做法帶來的後果，是服務物件的單純性，為下里巴人而創作，“陽春白雪”便受扼制。很簡單，倘若你只愛春天，那麼你這個花園裡便沒有荷花、菊花與梅花。本來文學應該表述的觀念形態，真善美，愛與死，奪人魂魄，陶人性情，增人學養，冶人操守，這種種功能未樣樣都與“無產階級”、“貧下中農”這些階級成分掛鉤。即使是無產階級，也有一個學習的任務，有提升素養、接受人類美好靈思的必要。事情一旦走向絕對化，必定的後果是“過猶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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