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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羅家倫的《國父年譜初稿》，孫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醫束手，他的家屬和從人推李石曾專赴天津找回胡適，由胡適勸說先生試服中醫所開藥劑。雖然最終無效，這事卻表明晚年孫中山對胡適頗為尊重。或許因此緣故，胡適一再作文，借批評孫中山“知難行易”論，反對國民黨當局假說人權以掩飾思想專制，起初還能得到蔣政府的容忍。

無論如何，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統治下，能聽到不同意見，能存在反對的聲音，還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當胡適的“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追述歷史證明孫中山《建國大綱宣言》的錯誤及“惡影響”，蔣介石們便難以忍受了。胡適說：“自從‘民國’二年以來，那一年不是在軍政時期？‘臨時約法’何嘗行過。‘天壇憲法草案’以至曹錕時代的憲法，又何嘗行過。”“故十幾年政治失敗，不是驟行憲法之過，乃是始終不曾實行憲法之過，不是不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遽行憲法，乃是始終不曾脫離撥亂時期之過也。”胡適的結論是：“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我們深信只有實行憲政的政府才配訓政。”

對於國民黨政府的訓政，當時還有來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適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將蔣介石連同孫中山的訓政論徹底否定。比較起來，胡適的批評，無非說訓政缺乏合法性。而所謂“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並沒有擊中國民黨“獨裁”的要害。因為孫中山晚年改組國民黨，本來是在蘇聯派來的鮑羅廷策劃下進行的。此人在孫中山死後，仍做國民黨政府高等顧問，直到國民黨寧漢合流之前被武漢的汪精衛當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內使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各派，習聞列寧、斯大林的政黨學說，已將“一黨獨治”視作天經地義，所以對胡適批評他們“專政”，並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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