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民間，如果私藏禁書，抗拒不交，後果又會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也就是說，將接受黥面和輸邊築長城的處罰。在今天看來，這樣的後果無疑是嚴重的，但在刑罰嚴酷的秦國，這卻算得上是輕罰了，並不嚴厲。而且，這樣的處罰還是在藏書被官府發現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發現，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見，在當時的禁令中，焚書並非第一要務。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書哪能焚得盡！焚書只是一種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們會很奇怪地發現，偶語詩書的罪罰，居然遠比私藏詩書的罪罰為重。私藏詩書不過黥為城旦，偶語詩書卻要棄市掉腦袋。再加上罪罰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這一條，可以判斷，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眾議論當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眾討論古代政治。歸結為一句話：禁止議論政治。庶人不議，然後天下有道，這大概就是禁令背後的邏輯依據吧。

【（中）】

焚書自然是不對的，不好的。但對帝國而言，言論窒息、萬馬齊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自古以來，防川有兩種方法。一是封堵，鯀便是採用此一方法，結果洪水越發肆虐，自己則被帝堯派祝融殺於羽郊。二是疏導，鯀的兒子大禹，則是採用此一方法，最終治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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