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為了加強中央政府對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區的控制，為了南北兩地能夠消除歷史隔閡，完成從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統一，在地處南北結合部的洛陽營建一座新都，把帝國的權力中樞從西北一隅遷移到中原地區，就是勢在必行之舉，是隋帝國的長治久安之計。一旦遷都洛陽，則“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不但在政治上意義重大，而且對促進南北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交融也有深遠的作用和影響。

所以楊廣才會在營建東京的詔書中稱：“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復一日，越暨於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隋書•煬帝紀》）這段話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區為創業之地，日復一日，直至於今。由於長久思慮掛念此事，所以一講起來就令人激動哽咽！朕敬承大寶、君臨萬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卻，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說遷都洛陽是楊堅的遺志顯然是不足為憑的，但是我們最起碼可以從楊廣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點，那就是——營建東京、遷都洛陽是他長久以來深思熟慮的一個政治構想和戰略決策，絕非聽信術士胡言亂語的結果，也斷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

而“開鑿大運河”與“遷都洛陽”一樣，也是楊廣包羅宏富的戰略構想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有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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